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网络

中国乡村新实验村民自建医疗教育等保障

2018-09-15 02:22:08

中国乡村新实验:村民自建医疗教育等保障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本期记录两个“乡村实验”:

一名村医带领300多户农民,依靠自我消费滚动积累的方式,试图建立村庄内部医疗、教育和养老三项保障制度。坚持11年后,发现链条寸断,账簿累积,创始团队四散离开……

多年前被媒体关注过的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在推行“萝卜白菜议事规则”数年后,低效率的民主能否为村民接受?其未能被复制的背后,是否“跟组织原则有冲突”?

在更为复杂的中国乡村,传统断裂,重建瓦解的信任及生活方式是当务之急,无论结果如何,所有探索值得鼓舞。

吉林梨树果乡合作社: 村民“自建保障”微试验

“有效期至2012年5月1日”,62岁的村医郭连伟用布满黑色细小皲裂的手指摩挲过一盒盐酸异丙嗪注射液的侧面,抬手拿起整包快速扔到地上大堆的散药中,尚未开业的新建诊所地上立刻腾起一小片灰尘,“又一批药品过期作废了”,一向木讷少言的村医此刻脸上满是哀伤。诊所是三年前村医带领的胜利果乡农村合作社(以下简称果乡合作社)与乡卫生院合办,为此郭连伟停掉了家传诊室;但链条却不知从何处断裂,合作社投钱购买的八千元药物等不到验收多已过期,仍没有等来准予开业的消息。

与所在的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数百家以资金互助为主题的合作社不同,郭连伟带着300多户入社农民,依靠自我消费滚动积累的方式,为农村探索建立村庄内部医疗、教育和养老三项保障制度的新路,被视为合作社保障制度的原型。

诊所是村医探索村民自建三项保障的不可或缺环节,可果乡合作社11年坚持中,“掉链”的何止医疗,还有赔钱关门的公益幼儿园、被物价涨速吃掉的微薄保障金,以及创始团队四散离开……厚厚的账簿仍在积累,日益空旷衰老的村庄里,越来越多的声音询问村医:曾设想的老年公寓何时开建?

消费便可攒“基金”

郭家窝堡村藏在一条新修两年的水泥路的深处,郭连伟和李淑芹老两口家的一砖一土两间房就在水泥路边,村里几代人曾进出这个小院,求医问药,但最近十年,人们来这里更多为着买米买面、订饲料化肥。尽管进出的人多了,62岁的李淑芹脸上却没有赚钱的喜悦,在她看来,这里的供销是一项“不挣钱的服务”。

村民张树江媳妇傍晚走进院子,要称5斤小米、3把挂面,小米15元,挂面5.1元,李淑芹收了她20元,转身在账本中找出标有“果乡合作社社员”的那本,记上:张树江,消费20元,成本15元,积累5元。

积累的5元在郭连伟之后的统计中,细分为公积金0.6元,公益金0.4元,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4元,储存在郭家合作社账簿张树江家的个人账户上。

“有时真希望非社员能多来消费,这样合作社也能赚点,卖给社员就是只存不赚”,李淑芹解释,如果是非合作社社员,这消费的20元将记成:成本15元,利润5元,当然利润属于老两口带领的果乡合作社。

将销售利润储存返给社员获益,就是果乡合作社实行了11年的消费积累模式,这些积攒的小钱里面,蕴藏着合作社解决村民医疗、教育、养老等乡村难题的尝试探索。

果乡合作社始于2001年冬日,农闲来郭连伟家串门的朋友带来一张吉林农村报,头条的《农民变股民,合作闯市场》消息,让郭连伟知道了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词———“合作社”。

当时梨树县其他村已经有了农民入股成立合作社去信用社贷款,也有了生产资料统购统销的模式萌芽,家传7代中医的郭连伟,看惯村民因病致贫养老艰难,冀望在合作社和农村医疗养老的结合上做点文章。

听说郭连伟的意向,曾为梨树县多家合作社领路人、被称为合作社爱好者的姜柏林来到他家,提出“医疗、教育”作为合作社四字方针,加上村医提出的养老,尚未注册的合作社初步搭起了积累三项保障金的框子。

李淑芹对老伴的热情不置可否,“不支持也不反对,当时姜带来的医疗教育只是四个字,写在纸上啥也不是,谁能干这事?”

最初3户农民听懂了合作社是件好事,加入了这个在村民看来“不伦不类、贷不来款”的合作社,郭连伟出1000元,滕国文出500元,另两户各出100元,果乡合作社攒起1700元入股股金,从2001年12月19日起步了。

十年前郭家窝堡村有不少人家养猪,郭连伟提出合作社就从养殖业切入,“先让大家入股,拿股金去和信用社谈贷款,用贷款买猪饲料,在出厂价和零售价之间积攒三项保障金”,说来简单的逻辑,村民看了一年多,才看出门道,陆续加入进来。

农民从合作社买一袋猪饲料,厂价是100元钱购进,零售价格120元,扣除2元钱运费,剩下18元利润。合作社提出10元钱作为村民入股股金,存入合作社在信用社开设的个人账户,另外四元钱作为医疗、教育、养老费用,三项基金可以自由转换,也可以互助使用,剩下4元做合作社的管理费用,合作社就从猪饲料逐步扩散到米面油、种子化肥。

入社社员除了从合作社购买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积累保障金外,另一条途径为医疗积累,但仅限于郭连伟一人的家庭诊室,社员全家在医疗消费过程中,诊室提供与进价相同的平价收费,而处方中的医疗费和药品费差价,就作为专项养老基金实行积累。

两种积累方式,是以牺牲郭连伟自己家的利益进行的,李淑芹回忆,自从进行医疗积累后,自家诊室收入就开始下滑。不止如此,十年来,家里的数万元存款、一垧成材树林和两个双胞胎牛犊,也都填补进了合作社遇到的艰难沟坎里了。而郭家现有的一头牛,老得不能挤奶,也不能下田犁地,它的任务就是和李淑芹一起,担任供销中心免费的送货工。

不同于其他合作社,郭连伟在进行这种消费积累模式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积累下来的钱,要用在农民最薄弱的三个保障环节———医疗、教育和养老。

2004年初,已经有35户社员的胜利果乡农民合作社经过乡镇、县审批,终于获得注册,合作内容与范围写明为供销、医疗、助学与养老服务,后面三项为梨树县数百家农村合作社中少有的,也吸引了工合国际组织、多家研究所和高校的跟踪观察视线。

同年的合作社换届选举中,郭连伟的妻子李淑芹也走进了合作社运作核心成员,这个从城市下乡扎根农村40多年的女人,在兜里揣上几包3元的红梅烟,开始远去北京、广州,与国内专家、外国学者探讨田野深处郭家窝堡的自建保障积累模式。

此时,果乡合作社把保障金提取模式固定为,从价格差中提取的资金,扣除管理费用后,按照公积金提取12%,用于社内风险防范;公益金提取8%,用于村庄公益事业;而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按照80%的比例加以提取分配。

村医自办“小农合”

将半生光阴付诸乡村医疗的郭连伟,在1993年就被卫生部医政司、中国农村卫生协会评选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挂在诊室墙上落满灰尘的优秀乡村医生证书,让郭连伟有底气回望30多年东北普通村庄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

1980年10月,年轻的郭连伟成为村里的一名赤脚医生,那时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给农民集体缴费,除非殃及生命,否则村民的大痛小病,都是郭连伟和村里另两名赤脚医生全包,看一次病,只要交一毛钱诊费,一年不到10元钱。

查询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文件汇编显示,同年,卫生部进行的专题调研,全国约有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覆盖了农村85%的人口。全国共有郭连伟这样的赤脚医生125万名,他们承担了农村医疗服务的主要任务。

但在1989年底的统计则大为不同,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因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萎缩。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率仅剩4.8%,且大多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已经解体。

在郭连伟印象中,郭家窝堡的集体支付合作医疗终止于1992年左右,当时村级不再批医疗缴费款,医疗上开始搞乡村联办、一体化管理。从乡镇卫生院统一调拨药品,卫生院下设一个点,资金的账由卫生院来和医生算。

“当时的主要问题不是看病贵,而是治病难,主要是药品匮乏”,郭连伟说,这种情况持续了短暂的两年就散伙了,当时卫生部早已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称呼,经过统一考核的成为乡村医生。郭连伟和村里其他医生在乡村联办解体后,开始单干开起家庭诊室,村医变成了生意人。

“黄金有价药无价”,在农村,村医都知道,药品的定价就在医生一张嘴,物价局并不来查,医生和患者有时也对药品进行议价,“直到现在也这样,药品定价在农村没人查没人管,都随便”,郭连伟说。

郭连伟有记忆以来,一条烂泥巴的土路就将距乡近10里,距县城60里路的郭家窝堡困成了“医疗孤岛”,救护车难以到达,情况直到两年前土路变成水泥路才得以改善。

那时,谁家有了重症患者,家人首先要七手八脚地卸门板,铺上被子做成简易担架,壮汉一起把病人抬上门板,抬过雨水漫过的小桥,一路抬到村外的救命场所,可仍有赶不及的患者,包括出生不久的孩子,生命就终结在颠簸前行的门板上。

耳闻目睹的乡村现实让积累医疗保障成了果乡合作社的要务,“老药罐子”张树江就为此加入了合作社。

63岁的张树江并不在家,没锁的空房地上,堆积着一大堆白色的塑料药瓶和针管,灰尘在破旧的家具中飞舞。“他媳妇带他去县城看病了”,张树江哥哥张树臣说。

张树臣介绍,弟弟7年前得了脑肿瘤,刚好赶上那年新农合实施,手术报销了30%,但自己也花了1万多元。之后又先后患上胃病、肺气肿、肺结核、甲状腺瘤,又有糖尿病缠身,一直在村里打针,每年也花8000多元,这些新农合都不给报销。(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

长期疾病缠身,张树江一度被诊断患上精神病,家里收成都变成了药费,加入合作社,对他是能省一分是一分,在郭连伟诊室

中国乡村新实验村民自建医疗教育等保障

,他入社后一直享受平价药费。合作社账簿还显示:2004年末他通过打针吃药积累专项养老基金276.20元,2005年积累63.15元,2006年积累310.78元。

新农合的实行在农村解决了大病统筹的问题,郭连伟发现,村里一半多家庭都有病号,需要经常打针的糖尿病、冠心病、脑血栓患者占七八成,但常见病、多发病比如一般感冒发烧以及这些平常的轻症慢症,农民从新农合中受益不大。而农村以药养医,滥用抗生素、联合用药的现实,使农民在一个小病上也会花很多钱,过度医疗的无奈,让郭连伟在2005年之后冀望合作社的医疗积累为村民再建一个“小农合”,覆盖新农合尚未覆盖的部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

但2009年9月,吉林省卫生厅一纸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通知终结了郭连伟家传承数十年的家庭诊室,郭连伟和村里其他6个村医各出资4000元,果乡合作社拿出养老保障金和捐款近两万元,与乡卫生院成立郭家窝堡村联办卫生所,希望“小农合”计划在卫生所得以持续积累。

卫生所三年前开始兴建,一年后在村委会院内装修建成,为了迎接卫生部门的验收,2010年就花了8000多元购买了药物,制定了制度规章,做好了大红条幅,但直到卫生所的药物已经过期,才在今年2月迎来了上级验收,验收合格后准予开业的日期仍然一再拖延,乡卫生院只是过段时间下发一张预计开业时间,并不解释原因。

郭连伟说,通知要求胜利乡成立7个服务一体化的卫生所,但其余6个都是在村医家里改建而成,他已经和乡卫生院协调,在新开的卫生所继续为合作社社员累计医疗保障金和专项养老基金。

35岁的村医修锋也投资卫生所,他不时到空旷的卫生所试穿一下写有他名字的白大褂,他们全家三口都是医生,自己的诊室并没有停业。“当初卫生院许诺我们在这上班可以一年拿到六千至八千元,许诺财政拨款下来就可以还我们垫付的资金,现在都没信了”。

年轻一代的村医觉得,垫资和政府联办卫生所“光有计划没行动”,反而是他们加入合作社后,和郭连伟一起,投入2000元去村里开展糖尿病人卫生服务项目,免费检查血糖,尿糖,“虽然事情小,社员看病积累下来的保障金也不多,但毕竟干了实事。”

若说集体诊所还在期待之中,那合作社的教育试验品———公益幼儿园则以关门落幕,联办卫生所的药味和灰尘将它的前身———幼儿园昔日的童声笑语掩盖得彻彻底底。

公益幼儿园黄了

郭家窝堡村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幼儿园还是在“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当时还是孩子的郭连伟记得,所谓幼儿园就是把小孩子送到一间土房,找村里几个妇女哄着,不要磕碰,但这些都只发生在春种秋收的农忙时节,即使是这种季节性的幼儿园,也并没有维持几年,之后的数十年,村里并没再成立过幼儿园。

郭家窝堡通往外界的村道烂路困住的除了急于求救的病人,还有急于求教的适龄学童,合作社在思考改善村里教育状况时,最先瞄准了村里空白多年的学龄前儿童教育。

“当时我在合作社社员大会上提出用公益金办幼儿园,有的社员虽然同意,但说想用这个挣几个钱,可公益性质的幼儿园能挣几个钱?”郭连伟当时预计,幼儿园只要保本,就可以一直生存下去。

2004年6至7月,合作社的社员和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学生社团三农学社成员一起,在郭家窝堡村下辖的4个屯做了一次幼儿教育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郭家窝堡村岁幼儿教育只能达到20%,岁只能达到50%左右。

合作社办园的热情在走访中受到了村民的感染和支持,一小部分村民自愿拿出100元钱,捐助给即将开办的幼儿园,当时任合作社妇女部长的李淑芹挑起了筹办幼儿园的大梁,联系村里提供场地,找老师,找做饭的,找送学生的“校车”,短短两个月,幼儿园已是一切俱备,只差学生。

2004年8月30日,幼儿园迎接第一批来自四个村的20多个孩子入园,郭连伟和社员商量,取出合作社所有社员积累的2000多元公益金,购买了玩具、电灯、餐具,并将村里提供的三间房屋进行了修补,挂上了胜利果乡合作社公益幼儿园的木匾。

如今,幼儿园园长李淑芹只能在合作社保留的一张幼儿园光盘上,细细回味2005年六一儿童节,那是幼儿园最热闹、最像样子的时候:领着30多个孩子阅读的岳春雨是四平师范学院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的,播放着三个和尚动画的电视机是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资助的,26套木质桌椅是四平市梨树县农资局资助的,做饭的大米肉蛋是她从自己家拿的,幼儿园旁边的小菜地上,绿油油的青菜也为幼儿园节省一部分开销……

公益幼儿园留给郭连伟的印记,都保存在厚厚一摞发旧的收费票据里,学生的学费、老师的工资、租用的“校车”……都有对应的手写存根。

郭连伟说,公益幼儿园对孩子只收取成本费用:幼儿园收入学费每月50元,车费每月35元,幼儿园为孩子提供免费的午餐,而且不收取中午的住宿费,参加合作社的社员孩子上学的费用,还可以从个人积累的三项保障金账户中提取,尽量减轻孩子家庭的负担。


西溪新城市
龙光·玖钻最新房价
益田玫瑰府邸实景图
推荐阅读
图文聚焦